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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后 | 西南联大:教书救国 读书报国

发布时间:2020-01-22 08:45:35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1月2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等,了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西南联大的发展历程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1937年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迁往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组建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共存在了8年时间。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

  2018年《无问西东》热映,电影反映了当时西南联大师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西南联大成立时经费捉襟见肘,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伉俪为新校设计校舍,然而设计稿一改再改,设计的校舍一次比一次简陋,梁思成跑到梅贻琦的办公室大发雷霆:“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资料照片)

  《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提到:“校舍坐落在城北的一片荒坡下面,教室和宿舍,都是土坯墙、茅草顶,宿舍很挤,40多人住一间。女同学更惨,住在一个关帝庙里,四面透风,燕子在屋子里面做了窝。下雨的时候,雨水滴答,同学们只好拿出脸盆、口缸、饭盒甚至痰盂,去把雨水接住,否则宿舍里不到两个小时就要水漫金山了。”

  “教室是夯土墙、铁皮屋顶,窗户上糊的是纸,吃的是糙米陈米”,西南大学的校友回忆当年说,“许多同学不得不到校外兼职教书、卖报、抄写等各种差事,还要躲避日本飞机的频繁轰炸。”

  

西南联大校舍(资料照片)

  影响师生们上课的不止有炮弹的袭击,还有西南多雨的气候。由于教室的屋顶是用铁皮做的,所以每当下雨,雨打在房顶上叮叮的声音吵得学生根本听不到讲课的声音。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不苟言笑,上课时间掌握得非常准确,但因为下大雨,他只好停下来,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停课赏雨”!过了些年,学校由于经费紧张,连教室、学生宿舍的铁皮也卖掉了,全部换做稻草做屋顶。一下雨,教室漏得厉害,学生只好打着伞上课。

  在那段家国沦陷的岁月里,向西南内迁、坚持办学的大学远不止西南联大,几十所大学内迁坚持教学。这些大学和师生们在战火中的坚持,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延续了文化命脉,也彰显了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在昆明的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遵循刚毅坚卓的校训,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同舟共济、同仇敌忾,抗战中大批学生投笔从戎、效命疆场。据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统计,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学生中有1100余人报名参军,许多人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积极参加反内战民主运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

  大学最重要的资源是教授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西南联大创建者、校长梅贻琦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极为惨痛的教训。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因此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到西南联大任教。

西南联大老师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等合影 (资料照片)

  “我们要向高深的研究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秉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在短短的八年间,梅贻琦先后邀请了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陈省身、吴大猷和周培源等学术泰斗、专家300余人到西南联大执教。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8位来自西南联大,分别是1938年任教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赵九章、1938年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身份在西南联大半工半读的郭永怀、1938级物理系本科毕业生陈芳允、1938级机械系本科生王希季、1941年任物理系助教的杨嘉墀、1941级物理系本科生邓稼先、1942年由当时的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朱光亚和1945年在西南联大开设航空专业课程的副教授屠守锷。新中国成立后,西南联大师生中,先后入选两院院士的有170多位。

  

邓稼先、杨振宁合影(资料照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中国爆炸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1971年,与西南联大的学弟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回到中国,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

  杨振宁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像美国谣言传说的那样。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但是会再去证实一下。不久之后,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来信,说他已证实了,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的研发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杨振宁在《邓稼先》这本书中写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自信

  192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金岳霖回到中国,成立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全国抗战爆发前,金岳霖开始撰写一本哲学专著,他在书中试图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阐释西方深奥的哲学原理。抗日战争并没有打乱金岳霖的计划,他一路将书稿从北京、长沙带到昆明,并刻意为这本书取了一个具有中国意味的名字:《论道》。

  “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尽管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金岳霖仍主张通过传统文化寻找救国之路,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我们的民族自信。

  这或许不是完成个人专著最好的时期。紧缺的不仅是书写用的纸张,因为出发的时候太过匆忙,大量的参考书籍被搁置在沦陷区。三所大学各自运出的藏书,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昆明的时候已经七零八落。大多数情况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得依靠自己的记忆撰写专著。为了避免遭遇劫难,金岳霖把数百页的书稿随身装在一个公务包里,每次空袭警报响起,他就提着公务包往郊外跑,一边躲避飞机,一边修改书稿。

钱穆在授课(资料照片)

  1938年,原本在北京教授中国通史的钱穆,跟随学校一路南迁。逃亡的路上,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他一直将教授中国通史的五六本讲义藏在手提箱的夹层里。最终钱穆在昆明郊外的岩泉寺找到一间禅房,静下心来开始写作《国史大纲》。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很多人都在寻找“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的答案。而此时,钱穆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写道,“我就是要唤起国民的自信心”。“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在一本本书之间,在每一次笔尖的起落中,书生报国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教书救国、读书报国,尽管那个战火弥漫的年代已经远去,西南联大也走进了历史,但是其精神力量将永留世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小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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